复杂产品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主要产品形式，其对于售后服务质量要求远远高于普通产品，故主制造商如何激励售后服务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售后服务质量水平，以及主制造商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质量控制水平成为难点。基于“主制造商-售后服务商”协同合作模式，从主制造商激励售后服务商的视角，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构建了主制造商为领导者、售后服务商为跟随者的协同合作模型，研究了质量成本分担策略对主售双方最优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了主制造商努力成本系数和收益系数对质量控制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主制造商在技术支持基础上实施质量成本分担激励，能够促进主售双方加强合作，改进售后服务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然而，主制造商实现最优利润和最优售后服务质量的质量成本分担比例并不一致，只有当分担比例保持在一定阈值范围时，才能兼顾“质量控制”与“经济利益”。并且，主制造商通过改进督导管控效率，降低单位努力成本，提升单位质量收益，可以优化其质量控制水平。

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SaaS的成熟与应用，使得原本采用传统零售渠道销售企业级软件产品的厂商开始考虑引入SaaS渠道。结合不确定环境下消费者的失望厌恶行为，在软件厂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分别构建（不）引入SaaS渠道下的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模型，探究软件厂商的最优SaaS渠道引入策略。结果表明：当消费者的失望厌恶水平较低时，若不匹配成本较高，则集中式决策下厂商不引入SaaS渠道，分散式决策下厂商引入SaaS渠道并将其作为渠道控制手段而不进行实际销售，即采取威慑策略；若不匹配成本较低，则厂商引入SaaS渠道与原有零售渠道进行竞争，即采取竞争策略。当消费者的失望厌恶水平较高时，厂商始终选择关闭原有零售渠道，仅在SaaS渠道销售产品，即采取替代策略。尽管失望厌恶会加剧零售渠道的劣势，增强厂商引入SaaS渠道的动机，但当质量不确定水平较低且不匹配成本较高时，零售商的利润不降反增。

根据网络零售渠道、商家自播渠道和网红直播渠道，构建了3种模式下直播带货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不同销售渠道间的最优决策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网红直播渠道份额、网红直播间导流系数和佣金比例对均衡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交叉价格弹性系数达到一定程度时，品牌方同时建立自播和网红直播渠道（即混合模式）是最优选择；在混合模式下，价格竞争系数和佣金比例在所取范围内，网红直播间定价随网红直播渠道份额先增加后减小；网红直播间作为直播销售的一个环节，高佣金并不一定能为网红带来高收益；品牌方选择混合模式后，在3个渠道的维护中应该向更高的导流系数、更低的网红直播渠道比例和更低的佣金比例方向努力。

科技上的不断创新提高了企业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在新产品发布时，新产品与旧产品之间存在内部竞争关系，企业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产品如何投放，以快速渗透市场；二是旧产品是否即时退市，以为新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研究了产品迭代时退市时机与投放种子选择问题：在一个已存在旧产品的社会网络中投放新产品，新旧产品以内部竞争的扩散机制传播其影响力，如何选择旧产品退市时机与新产品投放种子，使得新旧产品的扩散利润最大化。建立了该问题的整数规划模型，刻画了考虑内部竞争的影响力扩散过程，设计了退市时机与种子选择迭代更新的混合贪婪算法（IUHGA）。与经典算法的对比实验显示，IUHGA具有较高的求解质量。研究结果表明：旧产品退市时机与更新产品利润、种子数量、产品最大扩散周期和网络用户聚集度存在一定关系。

针对车辆行驶速度具有时间依赖特性的电动车-无人机协同配送问题，综合考虑分时段禁飞的无人机禁飞区、同时取送货、无人机一次行程可服务多个客户、载重和速度对车辆与无人机能耗的影响等因素，以总配送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建立电动车-无人机协同配送优化模型。根据问题特征，采用多层整数编码形式生成车辆、无人机初始路径，设计自适应大邻域搜索算法求解模型，该算法引入算子评分机制对移除、插入算子进行自适应选择，结合模拟退火算法的劣解接受准则，使算法不易陷入局部最优。通过多组算例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并分析了考虑禁飞区绕行、无人机一次行程服务客户数量、最低荷电状态的设置对配送方案的影响。研究成果丰富和拓展了VRP的研究领域，可为物流企业制定配送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碳限额交易机制下，以订购大数据服务的供应链集中式决策模型为基准，建立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订购大数据服务的分散式决策模型。求解模型并比较不同供应链成员企业订购大数据服务对供应链碳减排量、产品产量及利润的影响，最后对分散式决策下占优的情形设计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供应链协调。研究表明：与零售商订购大数据服务相比，制造商订购大数据服务时，碳减排量、产品产量和企业利润均较高；碳减排量、产品产量、大数据服务商的努力程度、企业的单位支付水平以及供应链成员企业利润，均随消费者的低碳偏好程度或大数据服务对消费者影响程度的增加而提高，随订购大数据服务后与订购前企业成本的比的增加而降低；零售商分享任意比例收益给制造商，均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产量，并提高其所在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利润。

鉴于灾害的严重破坏性，社会各界对突发灾害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研究高效合理的应急物资运送路径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紧迫任务。基于此，将卡车-无人机协同配送模式运用到灾后应急物资运送过程中，以期快速为灾民提供关键物资。首先，通过引入剥夺成本来衡量灾民因缺乏物资而感知的痛苦，进而以卡车-无人机协同配送总物流成本最小和灾民承受的剥夺成本最小为目标构建非线性整数规划模型；其次，采用改进的带精英策略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INSGA-II）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和算法比较对所提出模型及算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卡车-无人机协同配送模式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和灾民痛苦；INSGA-II算法比NSGA-II算法效果更优。

新零售背景下即时配送干扰恢复的响应时长影响了高品质用户的体验和配送各环节的衔接密度。基于此，针对新零售背景下的即时配送干扰管理问题，提出了基于情景应对和数据驱动的两阶段决策方法。在干扰发生前的准备阶段，进行干扰情景的分类、历史干扰情景的生成与存储；在干扰发生后的情景应对决策阶段，以传统的情景应对方法结合数据驱动，按照历史情景存储格式给出一种匹配和应对规则，以便快速得到恢复决策方案。最后，采用模拟数据分析了方法的有效性，同时通过参数敏感度分析给出了干扰处理时间紧迫性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设置相似度阈值以及分类数量k以达到降本增速的目的，从而为新零售背景下的即时配送干扰恢复决策的快速响应提供参考和建议。

基于隐藏的动态视角，探讨不同在线广告与消费者无法被直接观测的广告响应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一家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连续隐马尔可夫模型分析不同广告渠道下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广告响应动态转移路径。研究发现：大多数在线广告均能显著影响消费者广告响应度的动态转移；消费者发起的广告相对于企业发起的广告，对消费者广告响应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消费者发起的广告渠道下消费者的非交易行为表现基本一致，而企业发起的广告下消费者的非交易行为有较大的差异。研究从动态转移视角揭示不同在线广告产生不同效果的深层原因，为企业有效投放在线广告提供一定指导。

基于信号理论和非语言线索理论，应用音频挖掘技术，分析了淘宝直播平台上电商主播的直播视频和带货数据，研究了电商主播的声音特征（音调、响度、语速）对其销售业绩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音调、响度、语速对直播带货销售额有显著且稳健的倒U型影响，背景音乐节奏正向调节了主播语速与带货销售额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且背景音乐节奏、主播语速和产品类型匹配时更有利于促进带货业绩提升。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主播声音特征在直播带货两阶段中的不同影响，发现主播语速特征在商品讲解阶段的倒U型效应不显著，而在说服购买阶段的倒U型效应显著。

针对现有研究对农业补贴政策的绿色促进效果存在争议的问题，基于52篇实证文献，33424个独立样本，运用Meta分析方法，计算农业补贴绿色促进效果的综合效应值；运用Meta回归方法，从地区层面、政策层面、生产层面、时期层面和方法层面5个维度，探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绿色生产存在的调节效应，分析异质性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维度显示，非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政策对绿色生产促进效果优于粮食主产区；政策维度显示，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比传统农业补贴政策的绿色促进效果更好；生产维度显示，在补贴政策的惠及下，农户更愿意通过引入绿色生产技术的方式实现绿色生产；时期维度显示，2020年基本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后，农业补贴的绿色促进效果更好；方法维度显示，研究使用的计量模型种类在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绿色生产影响的研究中具有调节效应。所得结论能够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的转型升级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破解光刻机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自主可控发展，通过政策驱动产业技术多元耦合网络涌现至关重要。结合相关政策文本划分政策驱动模式，初步构建中国光刻机技术多元耦合理论模型，并以相关专利数据为基础，运用复杂网络中知识流动模型以及网络耦合理论构建多元耦合网络涌现模型，仿真分析不同政策驱动模式下中国光刻机技术多元耦合网络涌现过程，深度解析多元耦合网络涌现机理。结果表明：政策发展进入创新耦合期，光刻机核心技术研发主体在混合驱动模式下与核心企业紧密耦合涌现高耦合度、高知识传递效率的强关系稠密网络特质；配套技术供应方在集群驱动模式下涌现紧密合作网络关系，其合作强度相较于核心技术耦合域与商业导向耦合域更具协同优势；混合驱动模式相较于龙头驱动模式更有利于提高网络耦合度，其中主体创新补贴与网络耦合度呈倒“U”型关系，且在高创新补贴、低协作激励状态下，网络整体耦合程度下降显著。所总结机理对于优化中国光刻机技术突破的顶层设计，进而提升中国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研发合作网络关系嵌入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但大多以静态网络范式侧重于探究关系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而对动态网络范式的关注相对不足，且为数不多关系动态性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观点，缺乏对创新绩效不同维度的进一步解构。鉴于此，基于社会资源理论和创新组合观，将研发人员创新绩效区分为新颖性与影响力，探究研发合作网络中边的增加、边的减少以及关系动态性对创新新颖性与影响力的作用。运用美国医药行业专利数据，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边的增加对创新新颖性与影响力均产生正向影响；边的减少对创新新颖性与影响力均具有负向作用；关系动态性对新颖性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影响力具有负向作用。研究结论验证了关系嵌入性动态演化对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双重效应，为组织管理者提高创新产出的新颖性或影响力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依据市场极端波动相依性，将未来可能引致左尾损失的短期极端上涨过程定义为右尾风险，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爆发和跨行业溢出过程以及影响因素。在风险积聚环节，共同冲击的市场预期偏差会显著放大异质性风险；在风险爆发与溢出环节，风险溢出水平对于尾部冲击及其强度高度敏感。多头杠杆资金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增长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风险以及大涨后大跌的可能性，而空头杠杆资金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增加则能有效约束风险、维持市场稳定。政策启示如下：① 监管部门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市场预期偏差，即便政策本身能够产生有利影响，若与市场预期偏差过大，仍然容易诱发右尾风险的顺周期积聚与爆发。② 右尾风险能够有效预测左尾极端损失，因此，有必要设置专门的右尾风险监测指标，从源头上防范金融风险积聚过后的集中释放。③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需要强调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风险分层管理功能。

为满足不同还款能力的融资人通过专利证券化的方式获得资金的需求，丰富专利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结构，向投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权，设计了一种固定比例的部分提前偿还条款：对于申请执行部分提前偿还条款的专利合同，其未来偿还发生的金额为剩余期限每期应付款项的固定比例的总额。进一步，为了对风险进行有效衡量，构建了专利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模型；以现金流贴现法为基础，运用马尔可夫过程描述提前偿还风险，Creditrisk+模型描述违约风险，确定了专利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本的表达式。运用构建的定价模型对设计的产品进行定价，结果显示：现有产品定价时对风险考虑不足，构建的定价模型对风险的衡量更为充分；设计的固定比例部分提前偿还条款可以对提前偿还行为进行有效限制，在满足发行条件的前提下能相对有效地控制风险。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保持和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然而，企业应当按照什么样的节奏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科学问题。立足组织变革视角，基于吸收能力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节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知识存量与数字化转型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节奏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知识存量、数字化转型经验分别对该曲线关系产生负向、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了双重逻辑驱动的变革节奏观点，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节奏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机理，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化转型节奏的理论边界。

基于不同渠道产品的质量感知不同，考虑由一个线上零售商和多个线下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零售，构建了线上零售商不引入和引入直播决策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线上零售商直播引入的决策条件，探讨了直播引入下线下旅行成本和消费者观看直播的麻烦成本对产品定价以及双渠道零售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双渠道零售下，线上零售商是否引入直播取决于线下零售商数量。随着消费者对于线下渠道产品的感知质量/线下旅行成本的增加，线上零售商引入直播的决策区间增大；随着产品价值的提高，线上零售商引入直播的决策区间先增大后减小。当线上零售商引入直播时，随着线下零售商数量的增加，直播/线下零售价格、线上零售商/线下零售商需求以及线上零售商/线下零售商利润都降低。

管理者对企业财务决策起着主导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将其个人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管理者风险偏好对企业财务困境形成的中介路径及治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风险偏好越大，越容易引发企业财务困境，主要通过债务扩张与杠杆操纵的中介效应形成传导路径，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在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处于融资环境较差企业以及处于环境不确定性较强企业中，管理者风险偏好对企业财务困境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激励机制中的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约束机制中的内部控制可以发挥有效治理效应，抑制管理者风险偏好引致的企业财务困境；而约束机制中的外部审计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表明同质化的外部审计治理效应有限。研究结论有助于从管理者风险偏好视角厘清企业财务困境的生成机理，对缓解第一类代理冲突、化解企业财务困境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文化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领。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以资源为视角，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匹配得分等内生性分析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替代性解释、变更样本等若干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信贷资源以及技术资源是儒家文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即儒家文化能够为数字化转型带来“资源获取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冗余资源多的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企业以及受外来文化冲击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探索了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资源”和“能力”的互动关系，发现儒家文化和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联合效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如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何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重要启发。

中国式创新要求企业兼顾社会责任履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和创新绩效提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在深入剖析科大讯飞成立24年来社会责任履行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历程基础上，探索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式创新战略绩效”关系框架。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一般遵循责任理想、政策响应和战略契合3个阶段；社会责任履行促进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基本模式为“社会责任-创新种群共生-创新群落互动-创新生态演化”；创新生态系统助力开放式创新战略绩效提升的主要路径为创新资源获取和创新协同共生；创新生态系统可在社会责任履行和开放式创新战略绩效提升之间发挥桥接作用。本研究为高科技企业构建自立自强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