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兴双边平台，网络视频平台连接消费者和广告商，为消费者提供含广告的视频内容，通过向广告商收取广告费、向消费者收取会员费等方式实现盈利。构建了考虑网络视频平台典型特征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消费者流量水平、广告厌恶度及网络外部性等因素对平台服务模式选择（免费模式或混合模式）、双边定价（广告费与会员费）以及广告商广告投放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一个成本阈值，当高广告厌恶度消费者的广告接受成本大于该阈值时，平台选择混合模式，返之则选择免费模式；该阈值取决于高广告厌恶度消费者比例、消费者流量水平上限以及广告商网络外部性强度。在两种服务模式下，消费者流量水平上限对平台广告费率均具有正效应；而在混合模式下，消费者流量水平上限对平台会员费率具有负效应。消费者流量水平上限对广告商最优广告投放量具有正效应，但在不同服务模式下影响幅度不同。广告商网络外部性对广告商最优广告投放量和平台广告费率均具有正效应，且其对免费模式下最优广告投放量的影响大于混合模式。在混合模式下，消费者网络外部性对平台会员费率具有负效应。

多比例固定抽佣模式是O2O外卖平台常用的比例佣金定价方法，可分为按照餐品价格抽佣的分级抽佣模式（MG）和按照配送距离抽佣的分段抽佣模式（MS）。在分析过程中，引入了消费者敏感度的概念，并假设消费者存在对配送费占餐费比例敏感的有限理性行为，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消费者敏感度、餐品价差和配送成本差异等因素对两种抽佣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对配送费敏感的有限理性行为并不总是对平台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在MS模式下，平台受消费者有限理性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无论平台选择何种多比例固定抽佣模式,对于价格接受者商家，其抽佣比例应高于价格制定者商家。该研究结果扩展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应用场景，并为平台提供了在多比例固定抽佣模式下关于模式选择与抽佣比例制定的管理建议。

通过构建纳入企业减排成本的古诺竞争模型，从政府的角度对比排放税和排放标准政策的效果。基于两家企业的减排成本系数差异及政府减排比例设定，系统分析两种政策下的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和排放水平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排放标准政策下，无论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如何，政府设定的排放标准越严格，企业总排放量越低；而在排放税政策下，仅当两企业减排成本系数差异较小时，提高税率可有效降低两企业排放总量；同时发现，排放税政策和排放标准政策均不利于减排成本系数大的企业。通过对比经济效益和消费者剩余发现，排放标准政策整体优于排放税政策。本研究为政府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如何控制碳排放提供了管理建议。

在碳税政策背景下，构建由发电企业（领导者）和售电企业（追随者）组成的二级电力供应链模型。通过引入可再生能源偏好系数、第三方融资机构持股比例以及债权融资利率等参数，分别建立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模型，并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解。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相较于债权融资模式,股权融资模式下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电力需求量、电价水平、消费者剩余及售电企业利润均显著提升，同时总碳排放量明显降低；② 在不同融资模式下，供应链成员利润水平主要取决于机构持股比例或潜在市场需求规模；③ 提高单位碳税税率虽能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并减少总碳排放量，但会抑制电力需求量增长并降低发售企业利润水平。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要素错配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通过将能源要素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了能源错配的估计模型，并基于相对扭曲系数测算了全国30个省份及地级市的能源错配程度，系统分析了能源错配的时空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对经济增长变动进行分解，深入探究不同地区差异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估算了能源有效配置情况下的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能源错配程度为1.501，属于中度的能源配置过剩；东部地区能源配置效果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能源错配问题最为突出；2005~2020年间，能源错配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且地区间能源错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未表现出空间迁移特征；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要素驱动型，仅极少数地区实现了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典型城市的分解结果与省级层面基本一致；当能源要素实现有效配置时，全国的碳减排潜力可达13.85%~16.94%，其中能源错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碳排放影响更为显著，而资源型城市的碳减排潜力明显高于非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碳减排潜力最大。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错配与动力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而且对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及“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推动工业4.0的发展，引发全球传统产业深度变革,促使各国工业体系的融合，并逐步形成新的工业标准、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由于国家经济发展对颠覆性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准确识别颠覆性技术领域、精确预测其发展方向并合理引导其发展，已成为抢占创新主导权的关键前提。基于颠覆性技术跨界融合与扩散的特点,从技术融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基于专利数据的颠覆性技术动态预测模型框架。首先，以典型颠覆性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实证对象，创造性地构建专利共现网络，并利用专利共现累计数量拟合技术生命周期曲线，动态识别出2010年为预测虚拟现实技术的起始时间节点。其次，针对数据的非均衡特征，采用链路相似性指标结合机器学习分类算法，构建动态预测模型。最后，通过对比不同的预测模型，研究发现：颠覆性技术预测中，全局相似性指标优于多数局部相似性指标，而随机森林算法是最佳分类器。基于此，研究进一步预测虚拟现实技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融合领域为近眼显示设备、电数字数据处理技术和数字视频传输系统。本研究通过科学设计颠覆性技术的预测流程，显著提升了预测准确性，不仅为识别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预测模型的选择与优化提供了方法参考。

为解决单链电力交易中稳定性差、效率低下及产销用户信用评分不足等问题，提出基于多链式能源区块链的电力交易模型。通过资源链实现供需节点间的自适应寻租与匹配，完成资源的分散调度和管理；利用 PBFT 共识机制，在电能链上执行安全校核与一致协作，防止交易数据被任意篡改。此外，基于还款能力指数在交易链上建立 P2P能源交互模型，通过公开透明的交易价格机制提升产销用户之间的信用度。实验结果表明，多链式能源区块链在保障交易结算公平性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能源利用率与交易可信度，为优化电力交易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支持。

面对医疗资源不均衡及患者就医行为差异，为科学构建三甲-社区医院医联体，通过建立排队博弈模型，刻画了重症和轻症患者的就医选择行为。在紧密型和松散型医联体结构下，对比共享医生和共享病床两种模式，探讨不同医疗资源约束下的最优资源共享模式与医联体结构，为医联体协作提供运营思路与管理启示，助力我国医联体资源整合与结构搭建。研究发现,当三甲医院医生资源或病床资源严重短缺时,共享医生模式可降低患者就医路程成本，缓解医疗资源不平衡;当病床资源略显不足而医生资源充足时,共享病床模式能减少资源浪费，让更多患者入院；紧密型医联体结构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调配,但在特定资源和竞争条件下，松散型医联体结构表现同样出色。

医疗卫生产品的质量安全始终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供需失衡使质量安全问题凸显，质量伦理与企业逐利的矛盾加剧，如何在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构建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考虑质量伦理,构建企业、第三方机构、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四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稳定性，并运用 MatlabR2020b仿真分析了关键要素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强化对生产低质量产品企业的声誉惩罚、建立完善的惩罚机制，可显著提升医疗卫生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引导企业选择合理的成本收益体系，有助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减少有限理性和决策偏差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审查、政府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督以及提升消费者辨识能力，是确保决策无偏、充分发挥质量协同监管体系效能的关键。此外，强化对质量伦理的审查、提升各方的质量伦理意识，也是解决质量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以2016年启动的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3~2019年沪深 A 股9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倍分法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实施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督察通过增强公众和高管的环境注意力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此外，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度会弱化督察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而企业融资约束则会强化这种正向影响。本研究不仅为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绩效提升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优化环保督察机制和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

专精特新企业作为长期专注于特定工业细分领域技术攻关的中小企业，是我国突破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关键主体。研究基于2020~2021年专精特新“小巨人”公众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金额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组检验表明，在低补贴组中，政府补贴显著促进研发投入，但对企业多元化战略无显著影响，说明适度补贴有助于企业聚焦主业发展；而在高补贴组中，政府补贴不仅抑制研发投入，还显著推动企业多元化扩张，反映过量补贴可能导致企业偏离专业化发展路径。由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其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价值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表现为典型的“多元化折价”现象。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需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度；同时建立健全补贴资金的使用监督机制，防范专精特新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陷阱。

绿色发展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核心目标，是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作为涵盖环境资源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GTFP受地方政府绿色发展政策导向的显著影响。基于2011~2021年中国266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对GTFP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升地区GTFP：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正向调节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与地区GTFP的关系。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及人力资本积累较高城市，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对GTFP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这一研究成果充分证实，地方政府绿色发展关注度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的有效策略。

反转型在线投资组合策略通过有效利用股票市场中的反转效应，在多个数据集上的回测中展现出显著的累积收益优势。基于金融市场股票价格的反转效应构建专家意见池，并以此建立集成专家意见的竞争性在线投资组合策略。首先，利用股票价格在窗口内的反转效应构建代表专家意见的投资策略，并基于不同长度的窗口得到专家意见池；其次，运用弱集成算法为每个专家赋予相应的信任权重，集成专家意见形成在线投资组合策略，竞争性能分析表明，该策略能够有效追随最优专家意见；最后，数值分析结果显示，该策略在实现收益等方面的性能均优于现有相关在线策略。

债券违约预测需应对样本不平衡、概念漂移及困难样本识别在内的多重问题。然而，现有的基础模型与解决单一问题的改进模型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为此，基于交叉熵损失提出一种改进的复合损失函数（TW-FocalLoss），通过加入改进因子来调节不同样本的损失权重，使得模型能有效学习 违 约 样本、新样本和困难样本。利用2014~2022年我国公开发行的信用债数据，以XGBoost为实验模型，结果表明，TW-FocalLoss使模型 在 降 低 第 2 类 错 误 率 的 同 时，能 够 有 效 控 制 第 1 类 错 误 率，性 能 评 估 指 标Gmean相比于交叉熵损失提升46.4%，相比于专注不平衡改进的加权交叉熵损失提升12.9%。进一步，通过SHAP解释分析了不同损失函数下模型的特征重要性分配比例和部分依赖曲线，发现模型可以通过改变特征的影响程度和影响区间来控制对违约样本的识别。该研究为债券违约预测模型的设计与逻辑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股东分散投资的日渐普遍，共同股东企业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然而，针对共同股东企业所形成的同群研究却鲜有涉及。基于察觉-动机-能力(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AMC)的视角，利用中国沪深 A 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2018年十大股东数据，探究共同股东企业捐赠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共同股东所形成的同群企业捐赠水平与焦点企业捐赠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焦点企业所在行业的环境复杂性与股东在焦点企业的持股比例会增强上述关系。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捐赠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范畴，也扩展了察觉-动机-能力框架的应用，同时丰富了企业捐赠行为动因的研究。

中小企业依托供应链网络能够获取更多融资机会，供应链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其产生的融资绩效息息相关。依据“网络-能力-绩效”的思路，基于供应链网络视域，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探究网络结构影响供应链融资绩效的影响机理，检验了企业创新能力在供应链网络结构影响融资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索供应链复杂性在整个中介模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对西安市300余家企业的调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与PROCESS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企业创新能力在供应链网络异质性对融资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中介作用，同时供应链复杂性在整个中介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而企业创新能力在供应链网络规模对融资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不存在中介作用，但供应链复杂性在供应链网络规模影响供应链融资绩效的过程中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在拓展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深度的同时，为不同情境下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考。

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对兼备工匠技能与数字素养的新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明确数字工匠胜任力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扎根理论探索构建了数字工匠胜任力的结构与模型，在此基础上开发并检验了胜任力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工匠胜任力由扎实工匠基础、良好数字素养、敏捷转型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4个维度构成，测量量表包含19个题项，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填补了数字工匠相关概念结构的空白，并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胜任力测量工具。

基于机构投资者“有限关注”的背景，以2007~2022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面临外生极端收益冲击时产生的注意力分散（即“分心”）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显著加剧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现象；媒体关注能作为互补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缓解机构投资者“分心”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而财务困境带来的内部压力使大股东在机构投资者“分心”时更易采取掏空行为；机构投资者“分心”会降低未受关注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增大其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导致大股东掏空行为增加；机构投资者“分心”会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损害，但这种调节作用具有滞后性；避税程度高及信息处理成本高的企业更应防范机构投资者“分心”对大股东掏空的加剧作用。研究结论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缓解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提供了参考。

研究以2002~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为样本，基于同行MD&A的纵向可比性视角，检验其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同行MD&A文本的纵向可比性越低，企业投资效率越高，且该发现无法由MD&A文本语调解释。上述发现的路径包括增加行业有效信息含量和增强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横截面分析显示，同行MD&A信息对投资决策的有用程度随披露及时性的提升、文本可读性的增强、企业信息需求程度的增加、环境波动性的加剧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而显著增强。此外，MD&A内容呈现“报喜不报忧”倾向，其中同行“好消息”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指导作用更为显著。这些发现说明了MD&A文本信息在资本市场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

随着中国“走出去”企业数量增多，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的需求加大，探究“走出去”企业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扎根理论，对进行两业深度融合的“走出去”企业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调研，构建“走出去”企业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现路径的初步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走出去”企业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现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首先，“走出去”企业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受外部激励、内部优化、关系强度、高水平嵌入性和市场力量差异5个核心因素影响；其次，内部优化和关系强度在外部激励与两业融合发展绩效之间呈现完全中介作用，“走出去”企业一方面通过内部优化提升两业融合发展绩效，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合作企业的关系强度提升两业融合发展绩效；最后，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高水平嵌入性正向调节外部激励对内部优化的促进作用，市场力量差异负向调节外部激励对关系强度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企业两业融合理论体系，为“走出去”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策略路径和理论支撑，为“走出去”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